这一次，中国企业家主动向文化学者伸出了橄榄枝：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呢？

　　说这话的是首创集团董事长光。两三年前，光在听了几次“多闻多思”文化讲坛后，地请教该讲坛发起人、大学东方学研究院副院长湛如。

　　多年来，光都在考虑要为中国文化做点什么。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件事让他意识到必须加紧行动。那一年，他动手为首创拟定企业文化，下笔前，脑子里蹦出来的全是国外管理词汇，猛然间，他感到了中国文化的苍白。“我们有传统文化，但现代文化是什么？从企业经营到社会管理，是二奶文化、拼爹文化、酒桌文化吗？”

　　他开始参加由湛如、楼宇烈、汤一介、杜维明等北大、著名学者组织的“多闻多思”讲坛。这是一个务虚讲坛，讲题集中于中国的儒释道三教思想，试图从文化视角去探寻社会重建之道。到那里他才发现，与他一样迷茫的企业家不在少数。比如，科瑞集团总裁任晓剑。任晓剑本是书香世家，但烽烟吹散了书香。在为纲的年代，就连家训也成了毒草，但最终他的还是当年被时代弃之如敝履的中国传统思想。

　　在光表达了自己的善意后，湛如一笑：用你擅长的本领，做你想做的事。

　　光的反应也很直接：那我就出点钱为这个时代寻找上向上的动力吧。

　　2013年4月27日，“多闻多思”讲坛举办了100多期活动后，文化中国基金在衡山书院启动。该基金由光、任晓剑等50位企业家和学者发起，每人出资10万，其中企业家人数占比达80%以上。按规划，基金将用在资助高校硕博士文化论文研究、人文图书出版、文化讲坛、学术课题设立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上。任晓剑担任基金秘书长。

　　在基金启动仪式上，慈氏学会会长王联章讲了个自己身为民生银行独董时的故事：有一年，沃顿商学院院长到民生银行考察，对董事长董文标不以为意，甚至有点傲慢。直到参观到民生银行出资接管的炎黄艺术馆时，对方态度立马转变，对董连连夸赞，他没想到，一个中国的银行家还能赞助文化事业。他真诚地透露，自己之前的傲慢源于对中国企业家只知赚钱不懂文化的。受此事刺激，王联章向在场的200多位学者、商人抛出了一个问题：中国商人的国际形象跟山寨商品一样，，没有底线，是我们的文化还是文明出了问题？

　　与其，不如建设。光说，9年前成立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吹响了企业家进入环保领域的号角，文化中国基金的成立则吹响了这一阶层复兴中国文化的号角。前者是为了治理地理意义上的沙漠，后者是为了治理文化沙漠。

　　自新文化运动起，现代中国曾发动多次对传统文化激进的运动，特别是在中，武器的代替了的武器，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命若悬丝。但新的、无力填补传统文化离去时带来的巨大空白。于是乎，“百毒”：毒奶粉、毒大米、地沟油……现代“发明”催生着自掘坟墓式的经济发展。

　　当代中国人到了向传统表达温情的时候了。这一回，走在致敬者前列的，是伴随着市场化诞生的企业精英与文化精英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中国商人在漫长的岁月中也曾一直轻视和重压，近年来才渐渐形成阶层自觉。

　　“于此而欲为正本清源之法，则唯有力行教育之一策。”世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朱仝身着中式对襟白褂，说起话来像个夫子。

　　与中国大多数地产商一样，朱仝起家于海南。1995年，他又把生意转移到。在地产行业摸爬滚打近20年，与财富一起升高的是他的血压。高血压源于近年来“国进民退”的现实产生的焦虑，他开始思考民营经济的地位、方向，社会结构调整，以及个人的核心价值观、社会的主体思想等社会、哲学问题。

　　朱仝在文化沙龙结识秋风（微博）、蒋庆等人以后，与他们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不谋而合。朱仝从今年开始赞助面向大众国学的弘道书院，书院的主要活动是定期到社区、大学等场所举办国学论坛。按书院理事长秋风的设想，弘道书院今后将办成高等研究院，目的是推动公共事务的变化。“我们一方面会于暑期和北航高研院合作，办博士和讲习班，让他们系统了解当下关于问题的思考。现在筹划下半年开办‘公共政策论坛’，主题是探讨如何改进当下的教育。有一系列的议题，如老年问题，家庭价值等。希望将价值导入公共政策，而不是仅在学术圈内空谈。”秋风说。

　　但要从根上解决文化传承问题，还要从娃娃抓起，这使朱仝在之前的2011年又赞助了文礼书院。文礼书院由台中师范学院教授王财贵创办。王财贵是大中华区最早读经运动的代表人物。他把读经运动从带到了，2000年左右又带入了，并先后在多家书院推广。南怀瑾对读经运动的评价是，这是中国文化断层重整工程。文礼书院并不排外，在书院里，学生不仅要五经，还要读经典。

　　书院体系与现行教育体制格格不入，推行起来困难重重，其中一个难题是支付不起场地租金。王财贵向朱仝求助。朱仝想，既然自己做旅游地产，何不把书院引入到地产项目中？这样一来，不仅书院的场所能固定下来，还能给项目注入文化。于是，朱仝决定，今后每开发一个休闲度假项目，定会和当地机构谈好，留出国学书院的。

　　如今，在自己能掌控的世界里，朱仝尽全力为传统文化开辟出施展空间，但文化断层带来的人才短缺更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。近两年，他开始赞助贵州等贫困地区的优秀教师到来接受传统文化培训。

　　从2005年开始，朱仝拿起儿时的毛笔，练起了书法。此后，每天下班回家，必练1小时书法，高尔夫现在都很少打了。他还王阳明心学，由此产生的企业管理是“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拱之”。皈依传统文化后，怪事发生了，他身体的各项指标不知不觉间已经正常了。如今他总是笑容满面，对员工很少发火。亦庄的三层办公楼如今经常举办文化沙龙，上个月这里刚举行了一次书法。

　　“社会复兴与重建运动，重新建立起了中国人对、教、习俗、共同体生活的尊重，建立起了平衡与规则的秩序、平衡个人与的社会秩序。”秋风说，存在于意志与、本能与规则、与法律之间的某个平衡点上。

　　“六经皆史”，中国传统思想是经史不分家的。如果说，人们读经是为了安妥，追寻信史则是为了活得明白，鉴古知今。正是出于这种考虑，一些企业家与历史学家走到了一起。

　　亨利·基辛格在新著《论中国》里写到朝鲜战争的历史时，大量引用中国历史学家沈志华的论述与考据。这是不寻常的，因为为写作此书，基辛格曾查阅过大量美国解密档案。同时因为曾身处美国中心，他也有大量机会接触到历史。

　　沈志华是一个另类历史学家，他没上过大学，但考上了社科院研究生，研究生却只是个肄业。1982年，他离开学术界，到南方经商，故没有任何学历和学术职称。1991年，返回后，他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：拿出做生意时积蓄的几乎全部身家投入到了历史资料搜集整理中。他成立了民间史学研究机构“东方历史学会”，并在中国史学会下设立“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”，一方面资助史学专著出版和其它学术活动（已经资助出版史学专著70余部），一方面继续从事苏联史、中苏关系史的研究。1996年，他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史研究所聘为特约研究员。此后，陆续成为北大、、大学、中文大学兼职教授（研究员）。

　　沈志华如今早已是国内外的中苏关系史研究权威。2009年，沈志华曾受邀为中国某领导人讲中苏关系。当时，领导人问了他两个问题：中苏是怎么的？苏共是如何的？同样的问题，该领导人也问过2009年访华的记者弗谢沃洛德·奥夫钦尼科夫。

　　虽然如此，在中国，搞的学术研究谈何容易。在开展研究10多年后，沈志华陷入了弹尽粮绝的境地。当他的东方历史学会处于关闭边缘时，绿城房地产集团执行总经理钱晓华问他：需要我做什么，你尽管说吧。沈说：那就出资一起把学会做起来吧。

　　时间是在2006年。那一年，已实现财务的钱晓华“忽然就想去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”。他感兴趣的事情就是追寻历史，“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，企业家就会开始关心社会发展。我们是的得益者，但眼前社会处于转型阶段，需要再进步，怎么走，没方向。”

　　钱晓华决定资助沈志华和他的东方历史学会，不单是因为他的学术名气，更看重他的性和国际性。学术研究、没有倾向的研究态度，或许是当下历史研究除了资金问题外，能避免夭折的最佳途径。还原历史、推动历史研究，被钱晓华看作对当代社会最有指导意义的径选择。

　　7年后的2013年5月4日，由东方历史学会作为学术支持、东方百达投资公司投资的大众刊物《东方历史评论》创刊，沈和钱都是编委，编委会还包括王维嘉、张树新等企业家，许小年（微博）、朱学勤、马勇等学者，以及人许知远（主编）。

　　“我们几代中国人都在被重构的历史中成长，由此了过去，也了坐标。我们缺乏意义。”许知远在创刊礼上如是阐释此举的意义。

　　7月8日，钱晓华飞到蒙古与在那里调研史料多日的沈志华、慧夫妇会合，他笑自己的工作反而渐成“副业”。前几天，他们刚去柬埔寨收集历史资料。

　　东莞东亚包装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利川2004年加入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后认识了钱晓华，两人对历史的探索欲不谋而合，都认为“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”。钱晓华介绍杨利川认识了沈志华。

　　或许是源于共有的从商经历和相近的成长经历，杨利川与钱晓华一样，对沈志华一见如故。

　　1991年，沈志华投身历史研究时，杨利川辞掉体制内工作下海创业。不同于农民企业家创业动力来自改变贫穷命运的发财，杨利川怀着一腔“创新打破大锅饭”的情怀南下蛇口。出发点的不同，被杨利川看作是自己经营企业不求规模，最终导致企业只能发展到“吃不撑饿不死”水平的原因之一。另外一点，他一直认为自己有时候看起来是不知变通的异类，坚守自己的价值观，认为企业家有责任推动社会进步。“我的企业如今规模也就几个亿，股东满意就好，大多时间我都放在了环保和学术研究上。”杨利川说自己不算成功的企业家，搞企业纯属偶然，反倒是对人文社科、公益活动、社会兴趣浓厚，而这一切与他这代人“喝狼奶长大”的成长经历有直接关系。

　　生于1950年的杨利川，时正值少年，他当过，干过不少坏事。1967年到北大荒、下乡。“红五类”出身，让他在那个特殊年代有着天然的优越感。1985年，他还曾在河南某县当过副。短暂的基层从政经历，让年轻时对狂热的逐渐冷却，进而反思。“我一直以为世界就是我周围的样子，不知道真正的农村是另外的世界。”直到自己创业开公司，招聘了很多农民工，他才强烈意识到真实世界不是想象中那般大同。复杂的经历促使杨利川实现了从关注到关注社会的转变。

　　梦想破灭后，留给杨利川的是更深的困惑：中国为什么转型难？为什么几千年的历史没有发展出人文主义？

　　同样的困惑蔓延在杨利川所在的企业家圈子里，尤其在被光看作是企业家集体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更是如此。这个组织中先后有沈宁晨（天衡时代科技集团董事长）、林荣强（信远控股董事长）、周洲（天创数码董事长）、于建东（上海特能市场推广有限公司董事长）、张树新（联和运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）、赖建雄（广州市流行美商业有限公司董事长）等企业家聚拢在东方历史学会。2013年，这些人索性出资成立了“东方历史研究基金会”，沈志华被公推为理事长。

　　基金会比起之前的东方历史学会平台更大。“有的企业家因为没当上发起人，很是遗憾，但不妨碍他们地资助基金会的历史研究。正视历史，才能面对现实。社会要往前走，搞清楚历史是共识。”杨利川说，他的这些企业家朋友们近年来已然成为让历史重现的重要推动力。研究蒋介石的杨天石、研究现代史的杨奎松等在国际上知名的学者，也都是这个圈子里的力量，这个圈子还聚集了那些不容易申请到体制内研究经费的社科类学者。

　　除投入资金外，企业家们开始亲身参与到史料搜集中。沈志华近年来不断到东欧七国、东南亚、朝鲜等周边国家考察研究，企业家们常常同行，一起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，一起到档案馆查资料。搜集史料非易事，让尘封的档案见光需要耐力和智慧。“还有很多未解密的档案，所以只要把完整的档案搜集整理出来，就是成功的。”杨利川说。

　　曾有过在社科院当学者的经历，让杨利川在历史学会到周边考察后笔耕不辍，“年轻时因为接触的史料有限，研究工具都是马恩理论，现在要更新了。”今年底，他计划将年轻时的研究论文完善深化后出版。

　　作为东方历史研究基金会发起人之一，已在东莞定居20多年的杨利川众人将基金会落户在广州。“广州紧靠，公益组织氛围更成熟些，关键还是希望通过基金会，实现南北文化的交流。”

　　杨利川还发起设立了社会组织发展中心，推动社会，同时又参与了六七家环保等公益组织。数年下来，他向这些组织投入的资金已达几百万。

　　“礼失而求诸野。”因此，文化复兴常常以复古的方式出现。社会重建是一个社会自发的过程，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过程不需要领导者。按思想，有能力的人应该承担更多责任，中国企业家和文化学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。